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工程，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治理资源整合与治理关系重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战略部署，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继承发展，也是对治理现代化规律认识的深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基层治理已从单一维度的行政管理，演变为涵盖政治建设、制度创新、技术应用与文化培育的系统工程。本文从政治逻辑、制度逻辑与技术逻辑三个维度，系统阐释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核，并探讨实践创新的深化路径。
一、理论建构：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三重维度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阐明，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力量，通过组织覆盖、价值凝聚和资源调配三种实践机制，完成了政治势能向实际治理效率的转换。具体的表现为：党的组织系统整合多元社会诉求形成政策议题，将制度设计优势转化为实践成效，也把组织动员能力转化为发展动能。聚焦基层治理场域，这种政治运行机制呈现“双向交互”特征：纵向依托村居网格党组织触角延伸落实政令，横向通过议事协商平台将民意诉求导入决策流程，构建起了需求传导与政策落地的完整闭环。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我国基层治理创新呈现路径依赖与突破性创新并存特征。科层制运行中的条块分割痼疾与数字技术推动的治理模式创新形成交互张力，这种双重性要求治理创新必须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既要通过技术赋能提升行政效率，更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平衡稳定与变革的关系，既保持治理框架的延续性，又为实践创新预留制度弹性空间。
治理共同体理论为破解多元主体协同难题提供了新范式。在党组织统筹下，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形成“一核多元”结构，通过权责清单明晰功能边界，通过协商议事实现利益平衡，通过文化浸润培育价值共识。这种制度设计既避免西方治理理论中“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局限性，又超越传统治理中政府单一主导的封闭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协同体系。其本质是通过制度创新降低治理交易成本，通过文化认同提升制度执行效能。
二、实践创新：治理体系的三维重构
在政治逻辑的引领下，基层治理实践呈现出组织形态、制度供给与技术应用的系统性创新。组织形态从垂直科层结构向网络化治理转型，通过建立“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三级响应体系缩短决策链条，借助党建联席会议整合跨部门资源破解治理碎片化，依托党员中心户制度延伸组织触角实现治理精准覆盖。这种组织变革既保持政治系统的权威性，又增强治理网络的适应性，使治理体系兼具稳定性与灵活性。
制度革新着力于体系协同与动态优化同步推进。针对基层治理中责任与权力错配的深层次矛盾，通过编制属地权责目录规范行政赋权，依托问题响应联动机制增强跨部门协作，建立容错机制与改进方案结合的方式鼓励基层探索。制度架构强调法律法规的硬性约束与道德规范的软性引导相配合，在健全法定制度框架同时，激活村规民约、社区评议等非正式治理资源，塑造刚性与弹性并存的制度弹性空间。这种制度演进机制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减少制度运行阻力，全面提高治理响应的效率与施策的精准性。
技术治理创新需实现数字化提升与价值导向的有机统一。智能治理系统开发不仅要优化管理流程与行政效能，更需凸显政策方向与地域文化特征。在信息采集阶段设置负面清单保护个人隐私，算法构建中融入红色教育内容模块增强思想引导，服务平台配置老年友好型的交互界面减少技术使用壁垒。此类技术应用模式有效规避了唯技术论的局限性，同时激发了传统治理模式的创新活力，形成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的技术运用准则。
三、深层矛盾：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挑战
现阶段基层治理仍面临多重深层结构矛盾：管理体系惯性制约下的创新意愿衰减，技术工具过度依赖产生的价值疏离隐患，以及代际交替衍生的文化认同困境。科层机制内在的运行惯性与改革成本，导致部分基层工作者更倾向遵循既有程序而非尝试治理创新，这种状况在治理绩效评估机制欠发达区域表现尤为显著。技术治理的双重效应越发显现，智能决策系统可能加深社群区隔，数据过度依赖易削弱民主协商价值，此类风险在数字化革新过程中亟待审慎应对。
不同年龄层间的文化承接问题亟待重视。青年一代对传统管理模式认同度逐步的弱化，与老年群体在数字化治理转型中遭遇适应性瓶颈形成明显反差。此类代际认知偏差削弱了治理理念的整合效能，社区归属感呈现年龄梯度递减态势。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个人主体意识的强化，同传统集体导向的治理路径之间产生显著的结构性矛盾，构建符合当代特征的治理价值整合机制已上升为重大现实命题。
现行制度演变滞后与治理实践动态调适能力的结构性矛盾尤为显著。既有政策框架在应对新兴经济形态、多元社会群体、复杂风险类型等多维冲击时呈现适配性不足。共享经济衍生的非标准劳动关系中，平台从业者社会保障存在制度性空白；旧城更新工程暴露的产权争议，折射出跨部门制度对接的系统性疏漏；由网络舆情发酵引发的公共危机，凸显风险预警体系的响应效能短板。上述实践挑战迫切要求制度革新须强化趋势预判功能与差异吸纳弹性。
四、破解之道：制度文化技术的协同驱动
突破基层治理深层次矛盾需要建立制度规范、文化培育与技术支撑的多维联动体系。在制度建构维度，需要系统优化党组织引领的制度化实施路径。推进将党组织在业主组织建设、物业监管中的法定指导职能写入基层治理章程，构建覆盖治理全流程的量化评估体系，完善资金保障与专业人才输送的常态化机制。这些改革着力通过治理框架创新放大政治制度效能，避免新型治理模式滑向短期运动式整治的循环困境，保障政策创新成果实现长效转化。
文化治理应着力提升价值认同与理念更新。依托社区党史馆、居民文化中心等实体空间塑造政治共识，通过志愿服务积分管理、美德评价体系等实践创新激活集体协作模式，结合短视频平台、数字博物馆等渠道创新政策传达形式。这些文化治理措施既能强化制度运行的群众基础，又可缩减管理协调成本，培育持续发展动能。关键要搭建跨代际交流平台，运用数字展馆、互动课堂等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治理文化精髓，促进传统治理经验与当代治理思维实现有机衔接。
技术治理需构建伦理测评与动态修正制度。应成立由技术专家、社区居民代表、法律顾问构成的多方评估组织，对智能化治理项目进行社会效益评估；建立技术适用性评价体系，以居民接受度和体验满意度作为关键考评依据；创建透明化治理交互系统，确保公众对智能决策具有知情权与协商权。此类机制有助于规避技术应用失当隐患，保障数字化治理切实促进人的综合发展，达成技术效用与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
五、理论贡献：中国治理智慧的世界意义
中国基层治理探索在实践中实现了三个维度的重要超越：通过“党政统筹”突破“政府-社会”的传统二分框架，实证验证政党组织引领与社会多元参与能够并行不悖；运用“价值导引”矫正技术绝对中立的认知偏差，形成技术应用与人文关照的融合机制；创建“制度文化”双向驱动模式超越简单移植他国制度，展现本土治理基因的实践能量。这些突破性实践不仅拓展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维度，也为国际社会推进治理体系革新贡献可行性方案。
治理共同体理论突破传统治理研究的单向思维模式，阐释了政治统领、制度革新与文化涵养三者的协同作用。党组织既是治理格局的顶层规划主体，也是治理实践的过程参与力量，更是公共价值的精神塑造源泉。这种复合功能定位保障了基层治理在维护政治稳定性与释放社会创造力之间的动态平衡，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竞争力。该理论范式与实践经验的有效配适，对新兴国家探寻契合本土特质的治理方案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制度韧性理论为解析中国治理革新开辟了观察维度。在坚守制度根基稳定基础上，以机制革新促进制度效能释放，凭借试点实践沉淀改革智慧，通过政策调适达成渐进完善。这种革新方略既维持了根本制度承续性，又消解了路径锁定效应，在确保社会运行平稳性的同时实现制度持续演进，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实践中制度创新与风险防控相结合的辩证思维。
六、未来展望：治理现代化的新征程
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中，基层治理现代化亟待完成三大战略转向：实现动能源头从要素投入主导转向创新引领驱动，治理模式从经验型管理提升为科学化治理，发展逻辑从分散突破演进为整体协同推进。这既需要深度把握治理演进规律，建构具备现实阐释与趋势研判能力的认知框架；亟待健全治理专业人才培育体系，打造规范化、职业化的基层治理队伍；还须全面提升科技赋能水平，推进自主可控的技术支撑架构建设
重点研究应当聚焦数字化变革背景下的组织适应力构建机制，解析智能技术应用对治理系统稳健性的正负效应；着力破解代际交替过程中的价值共识塑造难题，剖析新生代参与基层治理的文化驱动力；创新特大型城市综合风险应对体系，强化多重危机叠加场景中的综合治理效能。这些研究方向既对应现实治理创新的紧迫要求，也代表学科理论发展的关键增长点。
基层治理现代化作为党领导下的核心要义，体现在对治理规律的深化认知与制度体系创新。这一综合体系建构不仅要求基层治理机制改革取得突破，更需要形成具有本土实践基础的理论创新。只有在实践积累中凝练理论认知，以理论创新引导政策实践，方能开辟既彰显中国治理特质又具有普适性的现代化路径，为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进程贡献中国经验。
（彭金叶：江西服装学院；张小梅：江西服装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