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基层治理面临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客体“原子化”、治理效果“内卷化”等诸多亟需解决的难题。“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的重要论断,为突破传统行政化治理路径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引。在此语境下,文化治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范式,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当下展现出独特价值。民俗体育作为一种植根于乡土社会中的传统文化,不仅具备深厚的群众根基,而且因其在促进人际交往、维系乡土情感、增强凝聚力等方面所具有的多重功能,已然成为基层文化治理的重要载体。
一、城乡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城乡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是指在新时代背景下,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核心战略,以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导向,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协同治理格局,创新治理模式与数字化手段,完善法治化、精细化治理机制,激发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和居民多元共治活力,构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治理生态。其核心内涵主要体现为:立足城乡融合发展需求,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支撑、健全服务网络,推动治理体系从传统的单一管控向共建共治共享转型;注重制度创新与基层赋权相结合,既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又要激活社区自治内生动力;强调治理效能与服务供给双提升,在保障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实现治理质量的跃升,最终构建起适应新型城乡关系、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
二、民俗体育赋能城乡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意蕴与内在机理
作为植根于乡土社会的文化实践,民俗体育在城乡基层治理中展现出多维治理价值。首先,民俗体育具有“以文载道”的治理功能。众多民俗体育活动蕴含极其丰富的传统伦理规范,并且通过集体仪式活动不仅能强化文化认同,以情感共鸣凝聚共同体意识,形成维系基层社会秩序的精神纽带,而且还能潜移默化引导村民行为,促进德治与自治的融合。其次,借助“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文化发展的新模式,民俗体育在推动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本转化的过程中,也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持续的物质支撑。最后,民俗体育组织的历史传承与内生规则体系(如宗族网络、习武规范)塑造基层自治实践,能够培育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与行动能力。
民俗体育赋能城乡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表现如下:(1)文化认同维度:民俗体育通过“身体规训——仪式展演——价值传导”三重路径构建治理共识,将传统的体育伦理观念内化为基层治理的规则,实现文化符合与治理逻辑的深度嵌合;(2)制度创新维度: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通过组建民俗体育协会等社会组织,搭建“政府引导——-协会统筹——村民自治”的协同治理生态体系,提升治理效能;(3)经济驱动维度:以技艺传习、活动展演为载体强化文化自觉,在确保治理资源在传统赓续与现代创新中持续再生的同时,形成“产业造血——就业吸纳——资源反哺”治理效能转化通道,既破解了城乡治理中文化断裂的问题,又克服了基层治理过程中资金短缺的困境。
三、民俗体育个案赋能城乡基层治理的历史考察与分析
2006年5月20日,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申报的端午节(屈原故里端午习俗)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集祭祀、健身、休闲、娱乐、竞技等多重功能于一身的秭归端午龙舟,不仅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推进民族区域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实体。
在秭归,龙舟竞渡与屈原文化密不可分。据史书记载,公元前278年屈原投江后,其妹“屈幺姑”划船寻尸,百姓听闻自发参与,形成“游江招魂”的集体仪式。因此,早期秭归的龙舟竞渡以祭祀为核心,兼具生产工具(交通运输)与精神纽带双重功能,成为秭归乡土社会自组织活动的重要载体。在新中国成立前,秭归的龙舟竞渡主要以血缘、地缘为纽带,依托传统乡土社会的宗族网络自发组织,通过集体仪式规范行为、协调利益,形成非正式的自治规则,活动形式以“九龙争渡”为代表,兼具纪念屈原与强化村落凝聚力的功能。新中国成立初期,受政治运动的影响,秭归的龙舟竞渡活动一度中断。1978年之后,秭归的龙舟竞渡活动得以恢复,竞渡仪式中的祭礼仪式和神化特征逐渐被弱化和去除,体现出社会治理从“神权”向“人本”的转变。1984年,秭归县政府开始主导龙舟竞渡活动,将其纳入国家体育赛事体系;2018年在秭归县万古寺村成立秭归龙舟协会与龙舟训练基地,推动“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模式。龙舟竞渡从民间祭祀升格为世界级非遗,成为城乡治理的文化符号与经济引擎。
秭归的龙舟竞渡活动,首先,在政治维度上能够培育城乡自治能力。龙舟竞渡活动高度依赖村民们的集体协商,形成了良好的“乡贤主导、村民共议”的治理逻辑与自治传统;同时,这一治理模式还延伸到了乡村其他各类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进一步强化了村民的主体意识。此外,以龙舟队为基本单位的协作机制,也培养了村民们的集体责任感与规则意识,为基层民主协商提供了更多实践平台。其次,在经济维度上能够激活当地经济发展的内生发展动力。一方面,秭归县依托“屈原故里端午习俗”这一大IP,实现年均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形成“文旅增收——治理提质”的良性循环。2023年数据显示,龙舟相关产业带动当地就业率提升15%,旅游业收入占比县域GDP超20%。另一方面,近几年,秭归的龙舟赛事通过直播等数字化传播手段,打破了地域与时空的限制,吸引了大批城市资本和人才下乡、返乡,促进了城乡资源的均衡配置。最后,在文化维度能够重构乡土认同纽带。秭归龙舟竞渡活动通过“临江祭祀”“游江招魂”等仪式展演唤醒集体记忆,并将屈原精神(爱国、团结)转化为治理共识,让村民在情感共鸣中强化文化认同,形成抵御外来文化侵蚀的精神屏障;同时,以龙舟竞渡为契机,能够为村民提供情感交流的场域,促进乡村社会从“原子化”向“共同体”转型,增强治理内聚力。
四、民俗体育赋能城乡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1、精准契合,搭建融合桥梁
民俗体育赋能城乡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前提需要找准两者之间的契合点,并在此基础上搭建两者融合发展的桥梁。因此,需要深入挖掘民俗体育的思想资源与价值内核,审慎遴选出实用且成效显著的理念,融入当代乡村治理的道德体系,使其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度剖析民俗体育社会整合的内在机制,以其为灵感创新乡村治理方式,充分激发其在增进社会认同、凝聚协作精神、强化社会凝聚力方面的潜能;严格甄别民俗体育的秩序规范,筛选合理有效的部分融入乡村治理制度,增强制度稳固性与针对性;探寻民俗体育组织方式与乡村自治的内在关联,解析其自发性组织的生成与运行机理,创新乡村自治模式,提升自治水平。
2、政策护航,构筑制度保障
基层政府在民俗体育赋能城乡社会治理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领航者角色。首先,需要紧密依托国家宏观政策导向,精心制定详尽且实操性强的系列实施路径与政策,为民俗体育与城乡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提供坚实的政策支撑与引导。其次,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资源调配职能,一方面,民俗体育活动提供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助推民俗体育活动的良性发展,更好地激发其在城乡社会治理中的潜在效能。同时,在中国以熟人关系构建的社会结构中,民俗体育自治组织是联系基层政府与群众的重要桥梁,在当前国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对民俗体育自治组织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民俗体育组织的作用与功能,正是弥补当前城乡治理资源不足的内在要求。最后,还需要依托基层政府构建完善的监督机制,为民俗体育活动营造风清气正、规范有序的发展环境,实现民俗体育与城乡社会治理的协同共进与良性互动。
3、健全组织,夯实自治根基
在城乡以“血缘宗族”或者邻里为基本单位发展起来的民俗体育活动,不仅组建起了“差序”与“平权”的混合格局,还形成了一种由村民自愿加入的非官方的民间自治组织,成为村民表达与发展自我、促进人际交流、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因此,民俗体育自治组织作为联系政府与民众的纽带,在当前的城乡基层治理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一方面,民俗体育自治组织需要进一步强化组织的内部建设。首先,通过吸纳地方德高望重、能力卓越的乡贤,为组织的发展注入智慧与力量;其次,通过培养民俗体育传承人以及完善传承人培养体系,在保证组织传承有人的情况下,将其发展为组织发展的中流砥柱;最后,还需要健全与完善民俗体育自治组织的规章制度、构建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为自治组织打造良好的内部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民俗体育自治组织需要依托政府层面的行政力量,通过法律法规、政策优待、财政补贴、购买服务和项目委托等多种方式,为民俗体育自治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保驾护航。
4、文化觉醒,增强认同力量
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理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中国辉煌璀璨的传统文化也,正逐渐遭受着来自西方消费文化的侵蚀与冲击。我国各类民俗体育活动,不仅是底层民众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独特秘诀。然而,在当下民俗体育也面临着文化符号与内容弱化、社会价值与功能消解等生存危机。鉴于此,重塑民俗体育的当代价值,并在此基础上重塑文化主体意识,成为应对当前这一现实境遇重要举措。首先,要以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思考,重新审视民俗体育这一传统文化瑰宝,既要注重对已有民俗体育内涵与功能价值“继往式”的提炼与改造,更要注重对其“开来式”的文化赓续与延展重塑;其次,应在把握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赋予民俗体育新的解读与诠释,以“扬弃”的态度保留其精华,改进其不足,以此来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基于此,才能在文化主体形成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让民俗体育文化成为城乡治理的文化根基。
五、结语
在新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民俗体育凭借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与社会效能,为破解治理难题、开辟发展新局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通过精准契合、政策护航、健全组织与文化觉醒等路径,促进民俗体育与城乡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不仅有效推动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有助于在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宏大叙事中,筑牢了社会发展的根基。深入挖掘并充分发挥民俗体育在城乡社会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对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四川文理学院体育学院 韩梦姣)
(本文系四川文理学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理论阐释校级专项课题《民俗体育赋能城乡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考察与路径探析》,编号:ES202423成果)